我沉思片刻，想起了这个张瑞宝。

　　那是2008年12月下旬，我接到来年3月份的主课题，题目是“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行为在心理学层面上的区别与联系”。当时，我带着课题找到付有光，并在他的帮助下亲自选了几个采访对象，其中一个就是张瑞宝。

　　张瑞宝是B市本地人，2000年砍杀了同村一个名叫张瑞卿的人，原因是张瑞卿多次诱奸、强奸他老婆。01年，张瑞宝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缓，03年减为无期。

　　我回忆了一下张瑞宝的样子：浓眉大眼，鼻头有肉，嘴唇厚实，下巴左边有道疤，据说是少年时代被父亲殴打留下的。接受采访时，他比其他犯人都显得兴奋，还会跟我开几句玩笑。我一笑，他也跟着憨笑。他的目光总是写满劳累，但又总是透着坚定。主管干警也跟我说过，张瑞宝干活勤快，脾气也好，从不惹麻烦。

　　这样一个人突然发疯杀人再自杀，必然是受了某种刺激，这种刺激，很可能就是X通过某种方式带给他的。

　　我问：“就是我08年采访的那个张瑞宝？杀堂兄弟的那个？”

　　“对，就是他。”付有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“我想起来了，你以前还做过他的采访呢。”

　　“哎——”我叹了口气，“挺老实、挺乐观一个人吧？怎么突然就想不开了呢？”

　　付有光喝了口水：“这不好说，可能到极限了吧。你是研究犯罪心理的，应该知道，人的承受能力都有个极限，一旦到了极限，受不了就是受不了，根本控制不住。就说去年的事吧，四区有个经济犯，判了八年，减刑减到六年半。结果呢，差一年多就到头了，愣是没挺住，不知从哪儿弄了个小铁片割腕了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所以今年，我们加大了对罪犯心理的关注和投入。就是考进来的这些毕业生啊，自己怎么做人都没学会呢，我不相信他们能治好罪犯的心理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你这么一说，还真勾起我的好奇心了。我一直研究的是犯罪心理，这罪犯心理还真没了解过多少。”

　　“应该多报报这方面的内容。”他严肃地说，“让外面的人多了解了解，就不会争着抢着往里进了。”说罢，嘿嘿地笑了两声。

　　“嗯。”我说，“这个张瑞宝这件事，值得好好研究一下。”

　　他看了我一眼：“人都死三年了，怎么研究？”

　　我必须抓住机会：“我到底采访过他，对他当时的心理还是挺了解的。再说了，我是08年年底采访的他，09年一过年他就出事了，也就隔了一个月左右吧。如果能了解一下他这一个月里的情况，说不定能有什么发现呢。”

　　“你有兴趣？”付有光靠在椅背上，“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吧？”

　　我笑而不语。他摸了摸额头，随手翻了翻办公桌上的几份材料，又打开抽屉，取出一本杂志，正是我们的《普法月刊》。他翻开月刊，说：“想做好这么一份杂志，你们确实也挺费心。对了，你是做犯罪心理板块的是吧？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“你们最好的板块，一个是犯罪心理，一个就是人物。”他斜了我一眼，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缓缓问道，“诶，这个人物板块是谁负责的？”

　　我明白他的心思，笑道：“十月份，我们准备做一期监狱公务人员的访谈，主要是展示监狱管理理念的进步，人选下个月开会定。”我回忆了一下说，“今年2月、3月、5月的人物，都是我推荐的。”

　　谈话至此，办公桌上的座机响起。付有光接了电话，嗯了几声，随后对我说：“我得去开个会。这样，我把张瑞宝当年的主管给你找来，让他配合你的工作。你忙完等着我，今晚一定得留下吃饭。”

　　5分钟后，我在狱区门口见到了张瑞宝当年的主管干警。主管干警叫陈富立，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皮肤黝黑但不缺光泽，腰杆挺直，说话有力。08年年底对张瑞宝的采访，就是在他的陪同下进行的。

　　寒暄几句后，我提出想看看徐毅江和张瑞宝死的地方。他带我进入狱区，来到一片水泥地篮球场，指着场内一片地面说：“就是在这儿。三年前，张瑞宝在这儿打死了徐毅江，然后自杀。”

　　我抽出一支烟递给他，又帮他点上，问：“有目击者么？”

　　“有。”他抽了一口，“我就是。”

　　“能描述一下经过么？”

　　“嗯。”他用脚跺了跺地面，回忆说，“那是09年2月，还没出正月，这片操场刚开始修。我当时带的30多个人，虽说都是重刑犯，但都算老实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斗殴事件。那是个下午，阴天，我让犯管（由犯人担任的管理人员）招呼着，准备去前面见个朋友。还没出狱区，就听见这边一片叫唤。我赶紧跑回来，徐毅江的头已经被彻底砸烂了，张瑞宝骑在他身上，手里抓着半块砖。其他人就看着，也没人敢上去。我叫了一声，张瑞宝，你干啥呢？他大叫一声，捂着脑袋，接着就拿砖砸自己，一直砸，都瘫到地上了还砸呢。”最后感叹了一句，“哎呀，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，我就没有见过那么狠的人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他以前不是挺老实的么？”

　　“知人知面不知心吧。”陈富立叉着腰说，“就我的经验吧，越是老实的犯人，往往越危险，因为他们都憋着一股气。”

　　我问：“听说他之前跟徐毅江关系不错？”

　　“呵——”陈富立轻笑一声，“那个徐毅江是08年10月份转进来的，到死也就在这儿待了四个月左右。是，张瑞宝跟他关系是不错，我觉得张瑞宝是想巴结他。这个徐毅江不简单啊，转来的时候资料都不全，到最后都没能补上。你跟付科长关系不错，我就跟你多说一点。当时有个人，每个月都会过来打点，也不说自己跟徐毅江的关系，就让我多多关照。我还听付科长提起过给徐毅江减刑的事，老一（指监狱长）好像也很重视。总之，我觉得这个徐毅江来头不小。不过人都死了，什么来头也不重要了。”

　　我想了想问：“帮他打点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　　“是个男人，四五十岁吧。”陈富立说，“就记得很白净，很胖，总是穿一身宽松的西装。”

　　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
　　此前，无论叶秋薇的讲述多么真切，多么合理，离开她的病房后，我还是会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，这也正是我不断调查求证的原因。贾云城和陈富立都提到了那个穿宽松西装的白胖男人，这印证了叶秋薇“陈曦和徐毅江同属某神秘组织”的说法。套用叶秋薇的讲话风格：陈富立一句简单的话，让我发现了她的讲述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。

　　我对叶秋薇的信任倍增，同时对那个穿西装的白胖男人产生了更多好奇。

　　我点点头，又抽出一支烟，陈富立摆摆手表示不抽了。我放好烟，接着问：“说说张瑞宝吧，他接受采访时的表现，跟平时的表现一个样么？”

　　“一个样。”陈富立肯定说，“出了名的老实人。跟你说实话，他家里没钱没势，减刑基本是没有希望的。这样的犯人有两个极端，少部分破罐破摔、好勇斗狠，大部分都麻木、认命了，就像张瑞宝一样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。所谓麻木，无非是心理压力积淀的过程。对X和叶秋薇这样的人来说，麻木者才更容易利用吧。

　　我又问：“从我采访结束到出事那一个多月里，外面有人来看过张瑞宝么？”

　　陈富立想了想说：“有，只有过一次。好像是他的一个族弟，叫张瑞——什么来着？”

　　“他们都说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这我哪记得清？”陈富立尴尬地笑笑，“不过那次会面后，张瑞宝好像挺不高兴的，还跟狱友打了一架，所以我有点印象。”

　　我心底一惊，赶紧追问：“你知道张瑞宝老家在哪儿么？能查到他那个族弟的名字么？”

　　“老家我知道。”陈富立略加思索，说，“B市正西十来公里有个D乡，乡北的河滩一带有个叫立张的村子，那儿就是了。至于他族弟的名字，我肯定是做了记录的，就怕时间长了不好找了。”

　　我叹了口气：“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还得请你多费心啊。”

　　“哪里。”他摆摆手，“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查，然后短信发给你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　　我再三表示感谢，谈话就此结束。之后，我坐在办公楼一楼大厅等付有光的消息。四点半左右，他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会议估计得拖到七八点，让我有事先忙，只是晚上一定要留下吃饭。几乎与此同时，陈富立给我发来短信，说当年来探视张瑞宝的族弟已经查到，名叫张瑞林。

　　我一路打听摸索，终于在五点二十赶到了立张村。几位村民正坐在村口闲谈，得知我要找张瑞林，几人一副恍然大悟的反应。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起身说：“你是市里来的医生吧？这次咋会就你自己？你能收拾住他不？要不要我们搭把手？”

　　旁边一个中年女人连忙拉拉他的衣角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就你闲事儿多！”

　　我隐约明白了什么，含糊地说：“嗯，我是心理专家，先过来看看他。我是第一次来，请问张瑞林家是哪一户啊？”

　　“早都该请个行家治治了。”一位抽旱烟的老大爷站起身，“走吧，我带你过去，这会儿应该还绑着哩。”

　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