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墨色的字迹和印戳来看，这是一份接处警登记表的复印件，主要内容如下。

　　报警人：陈玉龙。报警方式：电话报警。报警时间：2002年7月20日上午10时22分。案件发生地点：锦绣花园C区8号楼1218房。简要案情：有人遭到绑架、非法拘禁。处警情况：接警后，何海峰、杜仁强、孙可、李梦晴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。处警人：何海峰。值班长：李玉粱。

　　我对登记表里提到的这件事并不陌生。

　　那是2002年，父母留下的烂摊子尚未梳理清晰，大笔资金不知去向。6月初的一个夜晚，我正为几起官司愁得上火，几个陌生人突然闯入我家，亮出带有我父母笔迹与指印的借款合同书，声称拿不到钱就住在我家不走——我对此早已习惯。

　　我先是好言相劝，但他们根本不听。我也想过报警，但深知报警没用——我此前遇到过数次类似情况，每次都天真地选择报警。但我年纪轻轻、势单力薄，对方则通常是一群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年人。以至于每次报警的结果都是：处警的警察将对方行为认定为“经济纠纷”，而“经济纠纷”属于检察院的职责范围，民警无权干涉，从而草草结束处警。

　　我咨询过陈玉龙，他无奈地告诉我：如果没有人脉，类似事件肯定会被认定为经济纠纷。毕竟，法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不出事，谁也不会为了维护正义去得罪人。

　　我想过先到朋友亲戚家中躲躲，但，且不说亲友们不愿收留，就是愿意，我也无法彻底摆脱纠缠，即便能摆脱纠缠，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得任凭这些人住在家中。老婆当时还是女朋友，几次提出过去陪我，都被我断然拒绝，我绝对不能让她牵扯进来。

　　住了半个月，这些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，开始对我进行威胁和恐吓，我所能做的只有忍受。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这些人突然离开，我以为他们暂时放弃，不料其中一人当晚返回，还带了四五个年轻男女。他告诉我，这四五个人都是HIV的携带者，如果不还钱，这些人就会一直住在我家，把家中所有生物用品用个遍。携带者们也毫不客气，一进家门就洗澡洗脸、喝水做饭。

　　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得暂时离家，先到亲戚家住了一晚。第二天，我就在嫌弃的目光和愧疚之心的驱使下选择离开。我当时身上没几个钱，又不愿再给其他人添麻烦，于是选择在外流浪。好在当时是夏天，短时间的流浪也并不十分辛苦。七月初，我得知HIV携带者们已经离开，就决定趁天黑回家里看看。当晚，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，几个陌生人跟上了我，软硬兼施下，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新建小区。

　　这个小区，就是锦绣花园C区。

　　8号楼是个公寓型的住宅建筑。在1218房，他们依然通过各种方法逼我偿还债务，我唯一能做的依然只有忍受。那些天里，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死，但生的希望从未彻底破灭。为了方便我筹钱，拘禁者们没有没收我的手机。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，看守者都已睡着，我悄悄翻动手机，在通讯录中注意到一个不算陌生的名字：顾成杰。

　　父亲在世时，有一次让我帮他记录顾成杰新换的手机号，我就顺便存到了手机里。我依稀记得父亲说过，顾成杰是司法厅的一位什么主任，两人颇有私交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抱着一线希望给顾成杰发了短信，希望他能想办法救我。顾成杰很仗义，当即回了短信，让我弄清楚自己所在位置，然后找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去派出所报警，就说你遭到了绑架。我说起之前屡次报警无果的事，他让我不必担心。

　　直到7月19号午夜，我才找机会弄清了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。思前想后，我决定把报警重任托付给陈玉龙。我联系了他，身为律师，他深知替我报警存在极大的风险，但最终还是答应帮忙。

　　7月20号上午，四名警察敲开房门，无论拘禁者们如何解释、威胁、表明与本地公安系统高层的关系，几位民警都不为所动，坚持认为他们对我进行了非法拘禁，将我们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。之后，派出所领导对我极其偏向的态度，让几名拘禁者意识到了那次报案存在特殊背景，因而主动承认了非法拘禁的事实。但最终，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。

　　这些，就是常嘉丽交给我的那份“接处警登记表”背后的故事。

　　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抬头看着常嘉丽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　　“证明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玉龙说，这是他对不起你的证明。因为这个表，他一直都没脸见你。现在我交到你手里，算是替他赎了罪，他也能瞑目了吧……”她紧绷的嘴唇猛然张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　　我完全无法理解她的话：这份登记表，分明是陈玉龙作为朋友、不顾个人安危对我无私帮助的铁证，怎么成了他愧对于我的证明了呢？

　　我把登记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依然没能看出任何端倪。

　　“弟妹。”我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常嘉丽，“关于这份登记表，玉龙还跟你说过什么，能不能麻烦你再想一下？”

　　“就说对不住你。”她擦着泪，几秒之后突然一愣，“对了，对，我记得有好几次，他看这张表的时候，一边叹气一边锤自己的腿，说自己太没有骨气了。”

　　我琢磨着她的话，一时无语。恰在此时，老婆打来电话，问我怎么还不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便匆匆告别了常嘉丽。上了车，我一时没有开动，翻来覆去地又看了几遍那张登记表，不禁产生了新的疑问：据我所知，接处警登记表虽然不会被存入案宗，但也属于内部保密性质的文件，外人是无法查看的，陈玉龙是如何接触到的呢？再者，即便他身为律师，有办法进行查阅，又是如何将登记表复印留存的呢？

　　我沉思片刻，确定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。

　　处警人：何海峰。值班长：李玉粱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八点二十，我准时抵达市精神病院，开始与叶秋薇的第八次面谈。那天，她又穿上了那条蓝底白碎花的波西米亚连衣百褶裙。她似乎很喜欢这条裙子，我也很喜欢。

　　我关好门，拉开对话口，打了个招呼：“早，叶老师。”

　　她居然奇迹般地回应了我：“不早了。”

　　我笑笑，拉了椅子坐下，铺开笔记本，点点头说：“那就请继续吧，今天说说刘向东。”我把死亡资料翻到第七页，“资料里为什么没写他的自杀方式和地点？”

　　“没写自有没写的原因。”她直接开始讲述，“2009年9月，判决下达，赵海时服从了判决，被押进看守所等待执行死刑，我也开始了对刘向东的接触。他还算个名人，所以基本信息不难查到：刘向东出生于1968年4月，毕业于C大化工学院，后来在国内某知名高校取得了硕、博学位。他原本在C大任教，1997年接受A集团邀请，出任E厂科研中心主任。正是在他的带领下，E厂生产的药品种类及制药工艺都有了飞速的进步，成为本地生化制药企业的中流砥柱。”

　　我一边记录，一边感叹了一句：“也算是个造福社会的学者了。”

　　“至于家庭情况，以及更深入的个人信息，调查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”叶秋薇对我的评论毫不理会，“在调查过程中，很多人都告诉我，刘向东是个很纯粹的研究型学者，平时除了家就是实验室，偶尔受邀回母校讲一次公开课。虽然名声不小，但他为人低调，而且很注重个人隐私。”

　　我问：“那你是如何接触到他的呢？”

　　“还记得我在C大的同学么？”叶秋薇说，“我有个高中同学在C大当助教，叫方自立。C大杨姓教授自杀的事，就是他聊天时无意间透露给我的。”

　　我翻了翻前面的记录，点头请她继续。

　　“调查C大毕业的刘向东，自然少不了方自立的帮助。”叶秋薇继续说，“当然，刘向东毕竟已经不在C大任教，方自立对他不是十分了解。不过9月底，方自立在一次聊天中告诉我，10月8号是C大校庆，刘向东应该会出席庆典活动。我表达了对刘向东的仰慕之情，说真的很想见他一面。方自立当即就向我保证，一定会想办法让我进入会场。”

　　我八卦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个方自立是不是喜欢你？”

　　“高中时代一直在追求我，直到本科时期还经常给我写信。”叶秋薇说，“所以我才会选择他，如果他仍然喜欢我，就不会对我产生怀疑。”

　　我对方自立深感同情。

　　“为了确定他会帮我，我在十一期间跟他见了两次面。”叶秋薇接着说，“第二次见面时，他交给我一张‘C大校庆活动组织、工作人员身份卡’，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名字。我用隐晦的暗示对他表达了好感，以便随时接受他更多的帮助。之后一切顺利，10月8号上午，我在C大的第一礼堂里，见到了‘仰慕已久’的刘向东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