暗示

返回首页暗示 > 第七十六章 付盼春的证言

第七十六章 付盼春的证言

  我问清了化工学院的具体方位,随后回到车上。按下启动键的同时,我习惯性地扫视了两侧的后视镜。目光从右侧后视镜收回时,无意间扫到了副驾驶座上的死亡资料。我心中一惊,慌忙拿起死亡资料,迅速翻到第七页:

  刘向东,男,出生于1958年4月,生前为E制药公司科研中心主任,2009年11月6日,于家中自杀身亡。

  我目视前方,目光呆滞,思绪如飞。

  叶秋薇并没有骗我:虽然她一直在讲述刘向东和刘智普的事,也说到了自己想要杀死刘向东的意图,但从没说过刘向东已死,更没有说过刘向东最终死于她的暗示啊。要知道,09年10月底,X已经觉察到了叶秋薇对刘向东的杀意,一定会对刘向东采取保护。所以,即便叶秋薇引导刘向东自杀的计划最终失败,也完全合乎情理。

  “刘向东已死”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,完全是死亡资料灌输给我的,与叶秋薇没有直接关系。如果我当天坚持听她讲下去,她或许会提到刘向东还活着的事实,毕竟,她说过会对我坦诚——

  等等,这份资料是精神病院的人交给我的。按照老吴和汤医生的说法,里面的信息均由警方提供。既然刘向东没死,警方为什么会提供他于09年自杀身亡的信息呢?刘向东也算个名人,警方断然不会如此造谣,更不会把他子虚乌有的死亡作为案情呈现在书面上——哪怕死亡资料只是一份不怎么正式的文件。

  问题或许出在精神病院里——有人想要误导我的采访和调查,所以故意提供了虚假信息。这个人是老吴?是汤杰超?还是两人背后隐藏的大人物?又或者,这根本就是叶秋薇的意思?如果是她,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如果不是她,误导我采访、调查的人,又究竟有着何种用意?

  思绪陷入混乱,就此停滞。

  我回过神来,阳光铺洒在挡风玻璃上沿,柔软而温和。我却忍不住爬到方向盘上,抬起头,眯着眼直视烈日。叶秋薇说得太对了,我害怕强光。每次直视强光,除了双眼刺痛,我还总会感到精神恍惚,如入梦境。那感觉说不上是好是坏,总之并不舒服,有时还会让我觉得恶心。尽管如此,我却总是忍不住想要直视强光,仿佛光线背后,藏着我一直在追寻的某样东西。

  我看了一眼快到正午的太阳,双眼泛酸,背脊一阵寒意,耳边再次回响起怪异的嘶鸣。嘶鸣声时隐时现,有几个瞬间,我觉得那像是女人的哀鸣。

  几秒之后,我打了个喷嚏,驾车驶入化工学院。我再次给领导打了电话,让他帮忙给学院领导通个气,方便我的调查。学院领导很快给我打来电话,问我有何贵干。谨慎起见,我没有直说刘智普的事,也没有指名跟他见面,而是提出找个有些资历的老师聊聊。十分钟后,我接到一位女老师打来的电话,在学院办公楼附近的操场和她碰了面。

  这个女老师,居然就是付盼春。

  简短的寒暄后,她直接问道:“院长说让我积极配合您的工作,有什么能帮忙的,您就尽管说吧。”

  我友善地笑笑:“您客气了,确实有些事想要劳烦。我问您一些问题,希望您直言不讳。”

  她扬了扬眉毛:“当然。”

  我沉思片刻,问道:“您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吧?听说您每天中午的餐饮搭配,都是以星期为周期循环变化的?”

  她愣了一下:“您怎么知道?不过那都是前些年的事了,结婚后,我一般都是回家吃午饭的。嗯,前些年确实有这种习惯——我确实比较注重生活规律。”

  关于付盼春的性格,叶秋薇的描述应该属实。

  我又问:“您知道刘智普教授吧?”

  她张了张口,隔了一会儿才说:“当然知道,C大应该没人不知道吧?”

  “他是不是很滥情?”我继续问,“是不是经常换女朋友?”

  “不。”她肯定地说,“不知道您从哪儿听说的这种说法。刘教授是有家庭的人,这种话可不能偏听偏信。”

  我再次对刘智普的现状感到意外:“他结婚了?什么时候?”

  “这是要调查他的个人信息么?”付盼春警惕地看着我,随后缓和了语气说,“09年年底结的婚。”

  “他爱人是——”

  “文学院的一位老师。”她说,“姓禹。”

  我脱口而出:“禹绣晨?”

  付盼春诧异地看着我:“您知道?”

  我暂时收住思绪,再三考虑,摸着下巴问道:“付老师,恕我冒昧,我想请问,您和刘教授是不是有过交往的经历?”

  付盼春凝固了一秒,眉毛下拉,捂着嘴咳嗽了一声,看了我一眼,又迅速把头扭向另一侧,看着不远处踢球的学生,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:“你到底想问什么?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,希望你不要相信一些道听途说。”

  我明白了她的心思,走到她面前说:“您放心,付老师,我不是针对您。实话说,我在进行对刘教授的心理评估——是秘密进行的。”

  她松懈下来,看了我一眼,目光带着敬畏:“是对他的考察么?他是不是又要往上了?”

  我听出了她的误会,便将计就计,保持严肃的表情:“这个不是我能决定的,但对他心理、品行的评估,肯定会有所影响。这很重要,所以希望您能积极配合。”

  “明白了。”她恢复了平静,迟疑了一下,又干脆地说“你说得对,我确实和他交往过。那是07年的事,我们交往了不到半年就分手了。”

  “你是不是还怀过他的孩子?”我犹豫再三,还是下定决心问道,“你们分手就是怀孕那几天的事。”

  她的腮部明显颤抖了一下,压抑地咳嗽了一声,嗓子似乎有些沙哑,过了好一会儿才说:“对,07年8月我怀了孕,他不仅不关心我,还突然对我表现出冷淡。张老师,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,刘教授不是个负责任的人,至少作为男人不是。”

  我点点头:“那我再问一遍,他是不是很滥情,身边的女人经常换?”

  “对。”付盼春压低了声音,“仅在C大,他交往过的女朋友就不下十个,大部分都是教师和职工。我也是后来才听说,好几个老师都怀过他的孩子,但他从来没有负过责任。”

  “婚后呢?”我又问,“他婚后有没有出轨的情况?”

  付盼春看着远方,犹豫一阵,低头说道:“我说的都是实话——他婚后也有过出轨行为,虽然我不了解内情,但基本是可以确定的。”她用力搓了搓鼻子,又加了一句,“出轨对象应该也不止一个。”

  我微微点头。

  人们撒谎时,尤其是带有的明确目的撒谎时,往往会无法控制地出现愧疚、恐惧(害怕对方戳穿)等情绪,这些情绪则会导致明显的心理不适。而一旦心理不适,人就会下意识地做出自我安慰的行为。对撒谎者而言,自我安慰通常都是否定谎言的积极暗示,正如“我说的都是实话”、“跟你说句实话”、“不骗你”,等等类似的言论。这些言论之后,跟随的通常都是误导或欺瞒。之前,我为了套话,表示自己“在进行对刘教授的心理评估”时,下意识地加了一句“实话说”,也是同样的道理。不过,我确实在对刘智普进行心理评估,只是心理评估并非真实目的——我的话算是真假掺杂,而真话的存在,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心的恐惧与愧疚,所以我的自我安慰并不明显。

  综上,结合付盼春说话前的犹豫、说话时低头、搓揉鼻子的动作,她关于刘智普婚后多次出轨的说法,应该是刻意的谎言。其目的,就是为了栽赃刘智普,向我这个“考察者”强调刘智普品性不佳,从而影响刘智普“往上”的步伐。而她之所以这么做,应该是出于对刘智普的怨恨,或许也有作为同事的嫉妒。

  我想了想,又问道:“刘教授的学术能力如何,你能评价一下么?”没等她开口,我又连忙补充了一句,“这次谈话是绝对秘密的,你不用有任何顾虑,请实话实说。”

  她紧张地问了一句:“真的?我不会受影响吧?”

  “相信我,绝对不会。”我再次承诺道,“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绝对保密的。”

  她搓揉了两下双手,紧绷着脸,点点头说:“通过我和他交往的半年,我发现他根本没什么学问。我不知道他学术天才的名声是怎么来的,但他评职称的事,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。我想,应该少不了他父亲暗中使劲吧。”

  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:“刘教授的交往对象,是不是都比他年龄大?”

  付盼春稍加思索,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  我长舒了一口气。谈话至此,事情已基本明了:刘智普确实很滥情,在C大交往过十个以上的教职工,其中就有付盼春,而且付盼春也确实怀过他的孩子。同时,刘智普事业上的坦途,也的确是受了父亲的庇荫。关于这些,叶秋薇的描述没有问题。

  问题又回到了刘向东身上:正是因为刘向东没死,刘智普才能继续享受庇荫,27岁就成了教授。那么,还是那个问题:既然刘向东没死,为什么死亡资料里却写出了他的死亡日期呢?2009年11月6号,这个日子又是否具有某种特殊意义?死亡资料是精神病院提供的,究竟是谁想要误导我?他(他们)又究竟有着何种目的?

  虽然通过付盼春证实了叶秋薇关于刘智普的说法,但关于整件事的思绪却始终在兜圈。也许,只有叶秋薇才能向我解释一切。

  告别付盼春,我沿操场走了一圈,突然一拍脑袋,回想起方才谈话中的一个细节:关于刘智普婚后出轨,付盼春显然是在撒谎。那么,刘智普到底有没有出过轨呢?既然付盼春对他心存怨恨与嫉妒,如果他真的有出轨迹象,她应该不会不知道。如果知道,她说这些时就不该表现出撒谎的特征。

  如此说来,或许刘智普婚后十分专一,并没有做过出轨的事?那么,他为什么会回到禹绣晨身边,愿意跟她结婚,从此对她忠心不二呢?

  我闭上眼睛,回想起叶秋薇和禹绣晨之间的种种细节:禹绣晨是叶秋薇高中时代的闺蜜。叶秋薇很欣赏禹绣晨,对她评价很高。骤变后的叶秋薇理性冷静,甚至可以说是冷血,但试探禹绣晨时,她却明确地告诉我,面对禹绣晨的伤心事,她不愿追问得过细——这分明是对禹绣晨的爱怜与同情!

  虽然叶秋薇冷若冰霜,但直觉告诉我,她对禹绣晨是有感情的。那么,刘智普回到禹绣晨身边,是否和叶秋薇的某种干预有关呢?

  顺着这个思路,我很快又注意到时间:付盼春说,刘智普和禹绣晨是09年年底结的婚,死亡资料上,刘向东的死亡日期是09年11月6日,两个日期不说完全吻合,却也十分接近。那么二者之间,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?

  09年年底,刘向东与刘智普、叶秋薇与X之间,究竟发生了什么?

  想起不久前因我而终止的谈话,我再次产生了强烈的悔意。

  回到车上,我胡乱地思索片刻,把死亡资料翻到第八页:

  于康,男,生于1977年,本地人,无业,于西四环被一辆重型卡车碾压致死。经交警部门鉴定,于康对交通事故负全责。

  第八个死者的死法倒是有所说明,可是为什么没有死亡日期呢?我疑惑地继续往后翻,第九页是这么写的:

  陈同敬,男,生于1972年,本地人,无业,从宾馆高层坠楼身亡,经鉴定系自杀。陈同敬生前并无欠债,且无明显焦虑、抑郁等精神问题。

  仍然没有死亡日期。

  我往后接连翻了好几页,之后的死亡信息中,无论死者的个人信息与死亡原因的繁简,均没有提及死亡日期。可是,我此前曾不止一次地翻阅过死亡资料,明明记得后面的死亡信息都是有日期的——

  想到这里,我头脑一片昏沉,方才还确定无疑的记忆,顷刻间变得模糊而遥远。我俯下身,抬头看了一眼当空的烈日,耳边再次响起令人恐惧的嘶鸣。不过紧接着,手机铃声就驱散嘶鸣,迅速把我带回现实。我接了电话,是领导打来的。

  “一新。”他的声音总是很沉稳,“那两个人我帮你联系上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