抑郁症的病因有二，所以想引导一个慢性抑郁症患者自杀，也需要从两方面入手：一，想办法使其停止服药，降低大脑内血清素的含量，为心理干预创造物质条件。二，找到抑郁症发病的根源，推导出发病的心理过程，再想办法引导其心理重演这一过程，从而导致抑郁的再度爆发。

　　第一点很容易做到：兰释是处方药，只能在医生的帮助下购买。李松经常随身带着兰释，说明他很可能拥有一名长期合作的精神医生。只要买通这个医生，让他给出暂停服药的建议，李松是不会不听的。

　　关键在于第二点：李松生于49年，20多岁开始服药，抑郁的根源显然和六七十年代的某种经历有关。85年，抑郁症出现了一次短期爆发，说明当年的经历，再次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抑郁根源。从袁主任提供的调查材料来看，他的抑郁根源很可能和祖父受迫害致死一事有关，但这毕竟只是毫无依据的推测。放在其他任务上，我可能会通过不断的试探进行验证，但此次任务至关重要，和目标的接触机会也极其宝贵，在猜测得到证实之前，我是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。

　　“袁主任。”我随后说道，“还差最后一件事。帮我调查两个时间点，一是李松祖父受迫害而死的具体日期，二是李松开始服药的确切年龄。明天对李松的专访开始前，请务必调查清楚。”

　　“明白了。”袁主任说，“我现在就开始查，但结果不好保证，我会尽最大努力。”

　　“至少查清楚其中一项。”我最后说，“也好让我有个推测的依据。”

　　回忆至此，一只温软的手突然搭到了我的后颈上，我本能地一哆嗦，再度回到现实。老婆把茶水放到书桌上，愧疚而略带惊慌地看着我：“啊，是不是影响你了？”

　　“没有。”我松了口气，抬头对她笑笑，又迅速低下头说，“妞，辛苦你了。我是说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”

　　她半弯着腰，搂住我的脖子，吻了吻我的脸颊，两秒后又看了一眼电脑显示器，随口问道：“这是谁啊？”

　　“哦。”我看着显示器里李松的会议发言特写，轻轻咳嗽一声，说，“一个老朋友，一个过世好几年的朋友。”

　　2007年7月22日上午八点半，省监察厅召开了一场常规工作会议，李松代表纪委出席并发表讲话。我一边作为记者在会场内拍照、记录，一边对李松进行近距离的观察。虽然是行政监察方面的会议，但李松的发言还是着重于反腐工作。说到调任半年以来的工作感受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

　　“在座的各位可能心里都明白，省里存在着一股顽固势力，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。这个集团已经渗透到了党内，成了不得不除的毒瘤……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在场的某些人，就和这个利益集团有着很深的牵扯……这些都是要查到底的，但你们也不要怕，我奉劝那些误入歧途的同志啊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到相关部门交代，争取较为宽大的处理……我可以跟你们讲讲我最近遇到的人和事，看看这个利益集团是多么猖狂，多么无法无天……我上任不到一个月，不到一个月啊，就有人敢提着现金去找我……最近三个月，我还收到不少信，有威胁我人身安全的，有威胁我的家人的，还有些信里说得更直白，什么‘李书记，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’、‘你在别的地方能呼风唤雨，来了XX（本省）注定要栽跟头’……我今天可以先交代一下自己的家底，啊，我父母都已经过世，女儿也遇到车祸不在了，只剩结发妻子卧病在床。我经常到医院陪她，经常跟她交流，她说呀，她已经做好了随时拔掉氧气管的准备。我和她都已经视死如归，所以那些威胁我的人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，第一，我和妻子都已经备好了棺材，我们都不怕死，第二，敢动我，只会给你们的保护伞增添麻烦，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……”

　　他的发言慷慨激昂，会场掌声不断，不少与会者和记者还纷纷落泪。我对李松的胆气深感敬佩，但同时，也在他的言行中觉察到一些异样。

　　我发现，每次说到与死亡有关的话题，他总会低一下头，额头上的皱纹明显加深，呼吸也会出现短暂的急促。另外，有三次提到自己的死时，他都下意识地把手放到了心脏的位置。这些表情和行为，在谈论与死亡无关的事件时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，具有与死亡相关的高度特异性。下意识低头和皱眉通常代表不自信，呼吸急促象征突然的紧张，这些都是心理不适的外在表现。至于把手放到心脏处，似乎也有着某种十分特殊的意义，可能是某种仪式化行为。

　　我意识到，“死亡”这一概念，对李松的心理影响深远。

　　十点半，会议进行过程中，我收到了袁主任的短信：

　　“祖父死于1973年5月，批斗过程中心脏病发作死亡，并非他杀。服药起始年龄，有未经查实消息说是25岁左右，可供参考，正在进一步核查。”

　　我回复：“尽快核查。”

　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袁主任那边却始终没有消息。十一点四十五分，上午的会议进入尾声，一名工作人员找到我，表示对李松的专访已经安排好，将在十分钟后开始。我再次发短信询问调查进展，袁主任也迅速做出回复：

　　“今天可能没办法核实了。”

　　我删掉短信，跟随工作人员离开会场，一面迅速思索。事已至此，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进行大胆推测了。

　　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：李松存在与血清素合成有关的基因缺陷，他生于1949年，1973年24岁。24岁的他目睹祖父惨死，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变化，心理变化又通过激素调节等方式影响了生理，导致其血清素水平大幅降低，又因为血清素合成相关基因存在缺陷，李松从此便患上了慢性抑郁症。1974年，李松25岁，经历了一年的痛苦后，他和家人终于认识到了抑郁症的存在，从此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。1985年，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挫折面前，他的心理再次出现了与1973年类似的变化过程，并再次影响了生理，使得抑郁症出现了三个月的短期爆发，随后又在药物和家人的支持下归于平寂。

　　按照这个思路推断，1973年和1985年，两起事件都导致了李松抑郁的爆发，所以其抑郁根源，很可能与两起事件中共同存在的某种现实因素有关。两起事件中共存的现实因素实在是太多了：生活压力的陡增、亲人的离世、来自他人的恶意、前途的暗淡，等等。我任由思维发散，把能想到的因素全都套入推测中过了一遍，却始终无法确定导致其抑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。或许，他的抑郁根源并非某种单一的因素，而是多种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——如果是这样，我究竟该从哪方面入手、引导他的抑郁再次爆发呢？

　　我跟随工作人员缓步走动，不禁有些自责：接下来的十分钟专访，是A集团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如果白白浪费掉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为什么没有提前进行各种猜想与推测，非要等待袁主任的调查结果呢？如果我早作准备，此刻或许就不会如此被动了。

　　但再多的自责也毫无意义，十几秒后，我已经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李松的办公室。当时，李松正伫立窗前、眺望沉思。带我前去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我，又看着李松说：

　　“李书记，《时政法律》的张记者来了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李松回过神来，走到我身边，亲切地伸出手，一面打量着我说，“哟，没想到是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啊。”

　　一旁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随即关上房门。

　　我赶紧伸出双手，一面赔笑说：“李书记，能得到采访您的机会，说三生有幸真是一点都不为过。我觉得，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平易近人。”

　　他无奈地摇摇头：“哎，年轻人啊，还是少学点嘴皮子功夫、多长真本事的好！”

　　我继续赔笑，一面观察办公室里的布置，想象着他自杀时的情景。当时，想到他的死，我心头突然一震，注意到一个被我一再忽略的词：

　　死亡。

　　在当天上午的发言中，李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死亡，而且每次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心理不适，说到自己的死时，他还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——这似乎是某种仪式化行为。我当时就觉得，“死亡”对李松来说有些十分特殊的心理意义。

　　那么，他的抑郁爆发会不会跟“死亡”这一概念有关呢？

　　很有可能——按照此前的推测，他抑郁的前两次爆发，分别发生于1973年和1985年。1973年祖父受迫害而死，1985父亲得急病而死，两次抑郁爆发时，他都经历了亲人的死亡。祖父死于压力下的心脏病发作，李松提到自己的死亡时也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？李松的父亲是得急病而死，是什么急病呢？会不会也是心脏方面的问题？李松摸自己的心脏，究竟有着什么心理意义？和“死亡”这一概念又有什么关系？

　　我决定就从“死亡”入手。